工作性質變遷中—媒體產業非典型勞動的全球調查

作者：國際記者組織（IFJ）
節譯：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

譯按：本文為國際記者組織（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, IFJ） 於2006年發佈的記者工作調查報告〈Changing Nature of Work: A Global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Atypical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〉的節譯。該調查顯示了全球新聞工作者工作性質變遷的軌跡，刺激我們正視非典型工作者的處境，以及思考變局下新的團結策略。相對的，台灣新聞業界內的勞雇關係也在調整，腳步似乎不及「全球趨勢」，但整體產業近年的衰退，表現為2000年以來大小報社的關門導致的裁員潮，直接衝擊了工作者的就業穩定性，並壓低了在職工人的薪水福利。就此結果論，國內外似乎相差不多，但我們必須注意台灣工作者的團結契機與條件具有的特殊性，未必與此趨勢的前因相同，值得進一步分析釐清。而究竟我們的工作者勞動屬性為何？全面的調查也還有待進行。

過去二十年來，媒體產業因全球化、民主化、以及科技變遷的浪潮，經歷了重大轉變，勞動市場的結構隨之調整，工作的組成與雇用關係（employment relationship）都與過去不同。新聞記者與媒體工作愈來愈是以非典型與短期方式被雇用。

2004年十月，在瑞士日內瓦召開「資訊社會的工作與性質」三方會議（The Tripartite Meeting on the Future of Work and 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: The Media, Culture, Graphical Sector），建議應對媒體產業中持續變遷的工作關係進行調查。2006年六月，日內瓦召開了第95次國際勞工會議（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），會後亦得出類似結論。在2005年國際勞工會議的會前會上，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命IFJ對媒體產業內工作性質的調整著手調查，以供2006年的會議討論之用。

這個調查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新聞工作性質的變遷對民主社會的發展影響甚鉅，因此IFJ調查的重點之一在，工作變遷對新聞自由、工人權益與專業義理上產生何種作用。除了全球性地針對非典型工作進行調查，IFJ的澳洲分會也提出了詳細個案研究報告，頗值得參考。

◎媒體產業的非典型勞動現象

所謂的非典型工人（atypical worker），指其雇用契約為定期，或非全職。包括有：短期且持續換約（short-term rolling contracts）、外包工（subcontracted work）、非正式工作（casual work）、臨時工（temporary work）、自由工作（freelance work）。其中所謂自由工作者（freelancer）較特殊，具自雇性質，出售一己的服務或工作成果給不同雇主，其間缺少長期合作關係。像是特約記者（stringers）、特派員（correspondents）可屬此類。
根據調查，IFJ各國分會下，總數約有30%以上的記者為非典型雇用，但IFJ分會對之瞭解甚淺。非典型雇用下的工作者，所得由資方單面決定，通常是按件計酬（按字數或篇數），也很難享有與正職員工同樣的待遇。自由記者（freelance journalists）通常與資方口頭約定所得與條件，沒有正式契約，最多同時受雇於四家媒體。
依IFJ分會回報的統計總合，屬非典型工人者共83000人，約占總會員數的34%。而這83000人中有71%屬自由工作者。非典型工作者的薪資主要以時間、字數或稿量計算，多數（70.7%）的自由工作者傾向以稿計酬。酬勞則多由雇主單方認定（65.9%），只有26.8%經協商議約。並且不令人意外的，大部份非典型工作的所得水準低於正職（73.2%）。

在就業保障與福利上，非典型工人享有的也差於正職工人。比如當多數正職工人享有懷孕假（87.8%）、病假（853.4%）與年休（85.4%）時，享有相同待遇的自由工作者（以及其餘非典型工人）僅分別為12.2%（12.2%）、9.8%（19.5%）以及9.8%（12.2%）。但例外的是，有六成五以上的自由工作者享有結社權（right to association）不被打壓。

調查結果發現，記者的雇用關係日益脆弱與不安定，工作強度持續增加。雇用條件經由團體協商的傳統也漸拆毀，由個別受雇者與雇主的單獨議定的個案則數量漸多，特別是在亞洲與拉美地區，雇主藉此規避正式員工應得之社會保險責任。隨著國有媒體私有化浪潮的推進，愈來愈多的資深記者被剛畢業的菜鳥記者取代，後者的勞雇關係許多屬短期的、非典型性質。同時，過去五年來（2006年以前），記者的平均實質所得也在降低或遲步不進。

◎對新聞品質的衝擊

這些趨勢傷害了新聞品質，危及了媒體作為社會看門狗（watchdog for society）的角色。調查指出，不穩定的勞雇關係減損了批判性調查報導的質量，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，以及外部壓力都會助長新聞媒體的自我檢查與犬儒文化。當成本與廣告量愈益成為經驗者念茲在茲的事情，編輯的決策也就愈難獨立。更糟的是，低薪逼使記者收紅包美言受訪者的案例，所在多有。當問到受訪者非典型工作與新聞自由、新聞自主（journalistic autonomy）間的關係時，答案顯得分歧，但被問到是否同意非典型工作可增進自由與自主的程度，答不同意者仍占多數。

在澳洲，由「媒體、媒樂與藝術協會」（Media, Entertainment & Arts Alliance）（以下簡稱協會）所做的調查指出，其下會員從式非正式工作（contingent work）者達總數的70%，將近16000名。關於新聞工作，1980年以來報紙改為議題導向的排版策略（topic-based sections），自由工作者的數量陡增，雜誌也有類似趨勢，成為媒體產業近年來撙節成本的慣用手法。最大的兩家報業集團Fairfax與News Ltd.自1999起編輯人員遇缺不補，並且推行人事精簡計畫，餘下工作由非正式工作者扛起，但新舊人事汰換後經驗無法傳承，員工士氣大受打擊，許多有抱負的工作者不得不離開，還在線的工人負擔更多工作，但薪資卻在倒退。協會指出，由麥肯錫（McKinsey & Co.）這類一心向錢看的顧問公司直指報紙是「將被網路新媒體淘汰的恐龍，獲利走低，終將滅絕」，所以建議報業儘速裁員並停止再投資。他們提出的企業管理方案，以為同樣品質的新聞「產品」可以由更少更便宜的工人所生產。但事實不然，裁員後的新聞品質只是每況愈下。根據協會的調查，非典型勞動的數量增加，已成趨勢。

雖然各分會早已正視此一現實，並企圖介入為非典型受雇者出力，但正式會員對分會就此額外付出的力氣並不樂見。為了因應趨勢，IFJ建議記者組織必須反應分歧的現況，設法為自由工作者充權，並密切注意新聞自由與品質受到的影響，工會、雇主與政府也都必須納入非典型工作者的對話。